梁建章：不应隔离出行和归来人口-凯发官方

作者：梁建章 黄文政

尽管疫情存在着趋于稳定的趋势，但在浓厚的恐慌气氛下，整个社会目前仍在不断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括各种对于普通人（非患者或和患者有亲密接触的人）实施的各种旅行隔离措施。目前，很多省市的地方政府对于外来人口一律实行14天的隔离政策（比如内蒙古要求外地返岗人员一律隔离14天）。另外，还有些地区会出现隔离政策层层加码的情况。比如在上海，政府层面的要求是重点地区（比如湖北）来沪人员应隔离14天不得外出，但具体落实到基层时，很多小区仍然要求只要是从外地甚至外国返回的人员，一律需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本地居民现在不敢出差，生怕一旦在两地先后接受14天的隔离，等于整个月份内都无法外出活动。

这些出自于政府或者各个小区的规定，其基本逻辑大致是，认为外来人口出发地的疫情比目的地的疫情要重，所以外来人口相对于本地人的传染风险更高，需要以14天隔离的方式排除风险。但这个逻辑的问题是，外来人口的传染风险真的更高吗？或者说，外地的疫情真的比本地严重吗？如果以此作为前提的话，至少不应该一刀切地针对所有外来人口，而是可以排除那些疫情相对比较轻的地区,例如温州就没有理由隔离一个来自上海的旅客。

还有没有必要隔离14天那么久。因为对外来人口进行隔离的目的，并不是追求极致的零风险，而是要求某个外来人口的感染风险小于本地人的平均水平。根据初步对潜伏期的统计分析，大概隔离7天就能排除绝大部分感染者。所以只需要现有隔离时间的一半左右，就可以使得某个外来人口的风险减少到原来的几分之一，减少至少一半的代价。

那么，上海作为一个疫情较轻的地区，是否必须隔离一个来自疫情相对较重地区如浙江温州的到访者呢？哪怕仅仅7天呢？这个逻辑，仅从上海角度可能是成立的，但如果从全国或者说上海加温州的整体角度则不成立。即便没有旅行隔离，如果上海和温州的疫情管控措施差不多，那么一个温州人无论在上海或者在温州，他的生活方式并不会出现太大改变。所以无论他在上海或者温州，两地的整体传染风险并不会发生变化。有可能在上海的传染风险略微增加（因为可能多了一个潜在感染源），但在温州的传染风险会略微下降（因为少了一个潜在感染源）。如果从全国看来，整体风险并没有明显增加。所以各地目前采取的旅行隔离政策，更像是一场击鼓传花的零和游戏，大家都想把花推给下家，对于全国整体防疫并没有太大帮助，却让中国经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有人也许会问，那么难道对于来自武汉的外来人口，也不需要采取隔离措施吗？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反对的是无差别的旅行隔离，而不是反对隔离高风险人群。高风险的人群，包括患者，以及与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士，还有来自疫情高发区域的人。但是，对他们采取隔离措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本身属于高风险人群，而不是因为他们移动了区域。简单一点来说，无论他们留在武汉还是来到上海，都应当进行隔离。现在的武汉，实际上已经处于全民半隔离状态，基本上停止了所有的公共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地区对于来自武汉的人士采取同级别的隔离措施，也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其他地区从逻辑上也可以对武汉人实行同样的措施是合理的。至于本文所反对的，是那种仅仅因为某人移动了区域，就对他采取既比其出发地更严、同时也比到达地居民更严的旅行隔离政策。

也许有人还是会对此存在担心——谁能保证这个人没有去过武汉呢？其实我们几天前就曾撰文建议，完全可以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来验证某个人是否去过武汉或者其它疫情严重的地区。如果没有去过这些区域，就没有隔离的必要。如果去过，那么可以采取隔离措施。但我们要强调，这种隔离的逻辑，针对的是这段有可能增加传染风险的经历，而不是人员的籍贯本身。

还有人会说，一个人如果有过旅行经历，就会乘坐飞机或火车，并且出现在机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于是就成为了高风险人群，必须对他们进行隔离。其实这等于把所有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都当成疫区来对待，显然也属于过度恐慌。飞机和火车只是交通工具，其传染风险到底是否比其他公共场所更高，还是一个需要对以往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才能得出的结论。至少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建议限制旅行。我们现在不可能关闭全国的公共场所，也不可能隔离所有去过公共场所的人，在这种前提下，如果只乘坐过飞机或火车就需要隔离的逻辑恐怕说不通。那么，如果飞机上有武汉人怎么办？其实还是原来的逻辑，如果把所有武汉人都认为是高风险感染者，那么可以出台禁止高风险人群使用公共场所或者乘坐飞机和火车的政策，而不是一刀切地隔离所有飞机和火车上的乘客。

即使真的把交通工具视为其他公共场所风险更高的区域，也应当从感染风险的角度来考虑，根据不同的交通工具制定不同的政策，而不是把所有旅客都打上高风险的标签。例如私家车的传染风险非常低，至于飞机和高铁，如果经过有效的防护措施，其风险也相对可控。如果非要把乘坐过飞机的人都隔离14天，等于把所有飞机的使用成本增加了好多倍，会令整个航空业陷入瘫痪。与这种最坏的结果相比，更加可行的措施，还是规定这段时间飞机的上座率不能超过50%，这样座位之间就可以保持足够的间隔，再加上必须佩戴口罩、高频率消毒等措施，可以把乘坐这些交通工具的风险降到和其他公共场所相仿的水平，也就不必为此专门采用14天的强制隔离。

之所以提出上述建议，是因为整个社会目前正在为这种无效的旅行隔离政策付出高昂代价。比如，谁都知道全国目前存在着巨大的口罩缺口，各地都希望快速提升产能来增加供给。但是，无论口罩行业还是上下游行业，当前都面临着开工严重不足的情况，因为很多工人都在春节过后刚刚返程，强制隔离14天的政策，就意味着劳动力缺口至少在两周内无法得到填补。与之情况类似的，还有一系列急需生产当下紧要物资的企业。对于难以实施“居家办公”的传统制造业来说，隔离政策目前就是恢复产能的最大障碍。

在隔离政策被过度使用的背景下，外地务工人员迟迟不能到岗，各种出差展会被迫停止，全国航班被取消大半，酒店业处于停滞状态，整个旅行相关行业直接的损失总额，估计要达到全国gdp的10%左右。另外，内部交流不畅还会造成各种间接和连带损失，甚至还出现了地区歧视、排外等多年不见的不良风气。更糟糕的是，一些国家开始效仿中国的旅客隔离政策，一刀切地禁止中国客人到访，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对外交流，使得中国面临和世界脱钩的重大风险。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为各种无效的旅客隔离措施付出了太过高昂的代价。当然，各地政府为降低本地疫情风险而出台隔离政策的动机也并非不能理解。所以要破解这道难题，最终还是需要中央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在科学计算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禁止或者至少改善那种对于一般旅客的无效隔离措施。